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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常識-挑選優質奶瓶
來源:本站     發布時間:2017-12-13

民主的可行性與民眾素質是否有關?借此話題轉載一篇2004年時候的舊文。算是一個比較專業的探討,不是抖機靈也不試圖深入淺出地向讀者解釋這個政治哲學上的經典命題。文中引述的調查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其結果已經不能作為參考,只能看看提供的思路吧。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問題下所有答案里只有這篇文章對“公民素質”一詞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專業探討。詳見下面黑體字。

從這篇文章也可以窺見,當前中國的政治學研究水平可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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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政治素質》

以下事例在中國的政治性論爭中是一種典型景觀:勢不兩立的對立雙方當中,一方(政治保守派)以"中國人的政治素質達不到民主要求"為借口拒絕民主;另一方(激進民主派)則認為人民群眾不但民主素質很夠,而且比官員、知識分子更夠,所以堅決主張民主化越快越好,民主的范圍和程度越廣、越深、越徹底越好。但雙方在一個關鍵點上完全一致:不但從無論證,不拿任何事實、數據、論據說話,而且連什么是"素質"的基本定義都沒有。

這是個人(或黨派)私見("意見")之爭,與科學方法、科學論爭毫不相干,因此沒有半點價值。除私見或信念之外,雙方都別無一物,而后者的信念卻恰好是政治保守派所主張的民粹主義的核心教義:歷史是奴隸們創造的,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中國的事情經常就是這么有趣!

政治學中有一個專門分支,研究這個"素質"課題,叫做"政治文化研究"。顧名思義,"政治文化"就是指影響政治的文化因素,"精神"性的,"軟性"的因素:人民對于政治的信念、價值觀、態度、心態、情感、認知……等等。所謂"民主素質",可以定義為政治文化對民主制度的支持與適配程度:是了解、支持、贊同?是冷漠、疏遠、不了解?還是憎惡、敵對、故意曲解?什么程度?

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中,政治文化研究是依照一種極其粗陋、片面的經濟決定階級斗爭"敵、我、友"三分法處理的:生產資料的占有決定階級地位,階級地位決定政治態度("立場")。正是這種簡單化、武斷片面的"方法"(據說這是最先進的科學方法!)制造了無窮無盡的矛盾沖突和冤假錯案,更不用說它與自由民主的根本敵對了。不幸,這種"方法"卻仍然大有市場。

重視政治文化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影響,這在西方政治學研究中由來已久,如古希臘羅馬時代對"公民美德"的關注,伯克和托克維爾對"傳統習慣"、"民情風俗"和"民族特性"的強調,韋伯以"文化決定論"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唱反調,等等。但政治文化研究成為一個專門性的學科分支則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主要是由兩種極端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嚴重威脅所激發;其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作是兩位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下稱“《公民文化》”)。

在中國,正式出版的政治文化研究著作只有兩部:閔琦的《中國政治文化》和張明澍的《中國"政治人"》。史天健等人最近幾年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系統研究,但筆者至今沒能讀到有關的資料。中國政府對這方面的研究,乃至整個政治學的研究一直采取極力壓制的態度,只消翻一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的所刊《政治學研究》,就不難看出目前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處于一種多么可悲又可恥的低劣水準上。

這完全印證了《公民文化》一書中的一個觀點:西方的科技和物質產品及其生產方式在向新興國家傳播中阻力最小,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的傳播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人類學家告訴我們,這些文化成分要進行傳播是極其困難的,并且在傳播過程中將經歷實質性的變化。……對于民主,首先必須認識到民主是一種關于態度和感覺的問題,而恰恰這一點是難以認識到的"。

作者沒有提到,傳播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些熱衷于鼓動民眾的激進精英對這一"極大困難"的極大低估!

一部自戊戌以來的中國政治變革史,就是激進-失敗-更激進-更大的失敗-超級激進-超級失敗這樣一部惡性循環史。戊戌維新是以激進革命的方式(大變、全變、快變)搞改良,孫中山比康梁激進得多,毛則達到了激進的極限境界,"大革文化命",徹底向野蠻落后倒退。

《公民文化》最值得我們反復研讀的是最后一章(第十五章)"公民文化與民主的穩定"。這一章最引人注目之點是,從頭到尾始終強調"平衡"這個關鍵詞。以英美兩國的政治文化為典型范例的、與民主最相適配的"公民文化"首先就是處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一個折衷或平衡,以此與民主的純粹理想劃分開來。照那種高調的、過高的民主理想標準,對民主理想的落實有害無益。

公民文化是傳統與現代、一致與岐異(分歧、差異)、多樣性與同一性、變革與保守、被動與主動、依附性(服從性)與積極參與、地方性與全國性、政府權力與政府責任、精英領導與民眾對精英的選擇和控制、功利取向(重實際利益)與情感取向(重價值理想)、民眾對精英的懷疑與信任、超黨派團結與黨派競爭……等等許許多多相互區別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成分之間的平衡與混合。

這種英美式民主公民文化一方面是"地域型"、"依附型"和"參與型"三種政治文化基本類型的混合,另一方面,它又與傳統社會的封閉、冷漠、疏遠和無知消極的"地域型"、"狹隘觀念型"政治文化,以及中央集權的或極權主義的被動員、受政治權力控制操縱的偽參與"依附型"政治文化有著顯著的、本質的差別。兩位學者這項運用當代系統、嚴格的科學抽象、調查統計和訪談方法,歷時五年,涉及五千名德、意、英、墨西哥和美國人,多達217個問題的大型跨國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與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論主流"混合平衡"高度一致。

兩位作者坦然承認,要回答"新興國家建設公民文化怎樣才能成功"這個我們中國人最為關心的問題,"遠離"了他們的資料范圍。作為深懷自由民主和人道主義信念,又受到嚴謹的科學方法專門訓練的當代優秀學者,他們既能夠充分體諒和同情非西方世界在民主化道路上必定要遭遇的嚴重困難,又對這一民主化的前景不失積極、樂觀的態度:"新興國家的精英可利用的解決方法是不多的,社會迅速而有效地吸收這些方法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樣的方法還要照顧到其他目標。我們沒有理由審判那些注重資金積累、工業化和農業改良的領袖,那些鎮壓分裂運動或壓抑民主趨勢的領袖。有的領袖面對無邊的和沉重的現代化問題不能作出必要的痛苦抉擇,而讓社會和政治程序陷入混亂,我們也沒有理由譴責他們。很少西方的政治家被迫同時應付范圍如此之廣的問題和抉擇。"他們審慎、負責任地建議:"如果這些國家要建設公民文化,它一定是一項新的事業。但它怎樣才能取得成功呢?……

公民文化的特點和它賴以發展的國家的政治歷史提示了兩點。第一,公民文化出現于西方,它是政治發展的漸進結果相對地和平和自由。第二,它在融合中發展:新的態度模式沒有取代舊的模式,而是與它們融合起來。這個歷史發展的模式有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其道理是明顯的,它是中和的政治文化……":"教育是時間的最明顯的代用途徑。我們的資料表明教育是政治態度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王軍濤、陳子明等人主持的北京社會與經濟科學研究所下屬"中國公民心理調研組"(成員除閔琦外還有王軍濤、陳小平、李萍、張倫和費遠),于1987年主持了建國38年來首次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查,獲得了150萬份數據資料。在中國進行此類調查的最大局限是很難采取可行的科學方法糾正由于政權對公民的強勢宣傳灌輸和系統性誤導,以及公民極度缺乏從相互競爭的多樣化信息來源的比較中獲得的基本政治認知(比如對"自由""民主"真實涵義的了解),卻普遍存有嚴重的恐懼心理和心口不一而造成的根本偏差。調查者是完全了解這一點的,但現實情況只允許他們做到這種程度。

盡管如此,這項研究仍然具有很高的價值,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去突破、超越那些限制。和中國公民的"民主素質"有關的調查結論可以列舉以下這些:

"大多數中國公民當前對社會發展目標的選擇主要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解決基本生計,滿足生存的需要,……維持社會安定,滿足安全需要……以及建設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P48)

"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安定與秩序是第一目標(31.72%),這一點與其他社會階層沒有什么不同;第二位目標是平等和公正(29.51%);自由和民主被列為第三位(29.24%);效率位列第四。"(P50)

"對具有較深刻法理意義的民主權及自由權問題,公民普遍缺乏專業知識和理性的認知。
"(P53)

"中國公民對民主的理性認知很差,他們或錯把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義和開明專
制誤作民主主義,或者只重視民主的實質性意義而輕視民主的程序性意義;在情感層次
上,則傾向烏托邦式的直接民主。這種心態勢將成為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嚴重障礙。"(P137)

"如同在民主問題上,中國人喜歡談論民主的實質性意義而不喜歡談論民主的程序性意義
一樣,在自由的問題上,中國人總是喜歡抽象地議論內在的精神自由,而不喜歡(或者
是不敢)議論外在的權利自由。"(P155)

"中國公民自由意識之淡漠不僅表現在對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權的不
重視和對各種自由的法理意義不清楚上,還體現在不習慣從公民權的角度看問題上。"(
P163)

"在中國公民中,只有3.35%主張民主的涵義是'限權分權',這種狀況必致權力不受制約。"(P164)

"中國公民的法治意識十分淡薄,表現為絕大多數公民對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認識不足
以及公民權意識淡薄;57.1%的公民對從事政治活動應遵守規則缺乏認識,在中國人的
日常行為中,倫理的規范作用大于法律的規范作用,憲法在公民心目中地位低下。"(P178)

"中國公民的政治能力,無論是從政治認知方面,還是在政治參與方面都顯得相當薄弱。"(P225)

總而言之一句話:事實與激進民主派基于無知和民粹信念而抱持的樂觀態度差距極大。

張明澍那本書(上文提到的《中國政治人》)的數據資料則來自1988年至1989年5月中國社科院的重點科研課題"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與研究",采用隨機抽樣方法對全國13個城市、2020名被調查者所做的一次全國性大規模問卷調查和訪談,未涉及農村居民。由于是官方御用學術機構的研究課題,此項調查的膚淺、表面、草率和辯護性等都相當嚴重,質量遠低于民間獨立研究機構——北京社會與經濟科學研究所的上述調查。尤其是它完全按照一種實證主義"排除價值"、"價值中立"的立場,把一黨專制的政治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所要求的政治素質一體看待,用同一套標準來作定量分析,從而把政治素質幾乎解釋為"對官方要求的符合程度"的同義語。

我猜想(不一定正確)除去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亨廷頓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是可能的來源之一,那里邊是把共產黨體制和西方政治體制用同一套"現代化"標準來衡量的)之外,與某事件之后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反思"有很大關系。知識分子過分關心政治是災難的根源,應當回到專業領域當中去,在學院和"學術規范"的職業標準上多下功夫,不要"不務正業"。如果能夠在專業水準和社會關懷之間保持一種健康平衡的話,這個"反思"是切中要害的。可惜的是,秉承"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極端"的中國知識界的一貫傳統,這回他們又是滑得太遠了!

但作者的概念定義卻很值得介紹。作者把政治素質定義為"公民參與政治的主觀上的能力",大致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政治觀念,或曰政治參與態度,簡稱參與態度。它是政治素質的核心部分,在政治素質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對政治本身的看法,即對政治的價值評價,以及對參與政治的態度和政治意識。"(P4)

"第二個部分是政治知識和政治技術。"(P5)"政治知識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關于政治制度的知識,比如政府有哪些主要部門,各部門的主要職責是什么,它們之間如何分工。第二是關于政治過程的知識,就是政策是怎樣制定出來的。……第三是關于公民權利和義務的知識。第四是背景知識……。政治參與的技術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基本的參與技術,第二個層次是參與技巧。參與技術就是按照法律的規定能夠正確地行使公民的權力;參與的技巧則是可以靈活地運用公民的權力以保護和追求自己的利益。"(P6)"

政治素質的第三個部分是參與經歷。一個公民有了參與取向的政治觀念,有了必要的參與知識和技術,但若是缺少參與的實際經驗,他的參與也可能是不成功的。"(P6)"成功的參與需要妥協……但怎樣才能達到體面的妥協,實現成功的參與,這就需要有實踐的經驗。參與還需要服從。比如選舉。你希望的候選人沒有當選,選上的恰好是你最不喜歡的候選人,怎么辦?盡管你可以繼續用合法的方式勸說別人下一次不要再選他,但你必須服從他,認認真真地執行他作出的決策,承認他是你的代表。這樣才是正確的參與。這種"輸得起"的服從精神,也只有在長期的實際參與中才能形成。"(P7)

分項的結論不能詳述了,這里只介紹作者總的結論:中國城市居民政治素質總體得分為4.9分(滿分為10分)。而現代參與民主對公民政治素質的要求平均分數為5.5分左右。中國城市公民"主觀上不具備正確行使這些權利和自由(指現行憲法、法律和政策"已經提供給公民"的"許多權利和自由")的能力"。

最令人置疑的是,作為參照,作者給英、美、德、日四國公民政治素質的打分分別為5.6,5.7,5.4-5.5,和5.2分!但不管怎樣,這本書對于我們了解"政治素質"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和評價方法還是很有用處的。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據和結論,那怕是極不完善的,畢竟與一己私見(個人意見和信念)有本質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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